《长空之王》导演刘晓世

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认为，高加林从黄土高坡到繁华都市，几起几落的人生曾经感动过无数人。作品中出身在寒门的年轻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，对事业和爱情的艰难抉择等，道出人们当下的困惑和追求，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关照，引发了当下观众的共鸣，增添了时代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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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藏在这片粗砺之下的，还有细腻绵长、隐忍含蓄的底层情感。经历丧子之痛的苟仁常常黯然伤神，他不修边幅，却细心地呵护儿子生前最爱的拨浪鼓，也会在梦中温柔地呼唤赖赖的名字；他暴躁易怒，一想到害死儿子的白明明，总是叫嚣“我要是弄不死他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”，但当两人见面之后，他又不会真的伤害这位曾经的挚友；当得知毛豆的父亲毛厚早已去世多年的消息，他选择用善意的谎言来消弭这个孩子悲惨的命运。亲密相处中，那个曾经爱抠门、好计较的苟仁悄然改变。他真心实意地带毛豆体验高级酒店、置办漂亮衣服、精心梳洗理发，并为他绽放了一次专属的烟火表演，像父亲一样把他扛在肩上。这一刻，苟仁笑得纯粹，而毛豆这个从小缺失亲情、缺失教育、缺失物质的留守儿童，也第一次触摸到了爱的温暖。这个外表看起来邋遢随意的西北糙汉，用一颗善良的心温暖了毛豆，给予毛豆深沉的父爱；而调皮执拗的毛豆，也用纯真无邪的童心抚平了苟仁丧子的心理创伤，给予他儿子一般的慰藉。影片结尾，毛豆对苟仁说，“我以前也受过伤，但是伤慢慢慢慢就好了”，在人生的至暗时刻，两颗孤独的心灵慢慢靠近，实现超出血缘的双向治愈。告别时，苟仁把他最珍视的拨浪鼓留给了毛豆，拨浪鼓上承载的那份父爱也随之完成了转移。其实，苟仁和毛豆早已如父如子。

这部小说写在1987年，框架是一个刑侦故事，但映照了当时的时代风云，人物的心理转折非常内敛深刻，还有一些事实、看法与命运的哲思在故事之外、小说内里。三十年间，只有张艺谋曾经想过拍，但难度太高，最后还是改拍《活着》了。

大排档的戏份本来就少，还被编剧拆分得更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