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志军可能也知道西南之行并不会有什么结果，他也知道孙一通是个怪人，甚至可能有精神疾病，但他仍然随着孙一通前往深山老林。因为，唐志军需要保持一种追寻的姿态，以便给人生注入一些意义；同时，他也幻想通过决绝的探究，去完成与女儿的沟通，与自己的和解。

面对面交流才能口碑相传

这里有拉美联盟，有会跳家乡舞的家乡人，在这一层面上或许会引起苏莱曼对家和身份的认同感。但与朋友的会面，乃至早前与出版商的会面之后，苏莱曼便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巴勒斯坦的战争，或者说没有人真正关心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战争，哪怕他们知道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。苏莱曼清楚的意识到人类的个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，但更另苏莱曼无所适从的，是他所的面对那些充满活力、大放异彩的年轻个体（纽约的电影学生和巴勒斯坦的舞池年轻人），这些鲜明的个体又以及其和谐的方式成为一个群体，一个看似松散却又无比强大的群体，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和进步使得苏莱曼失去了定义的标准，这也是苏莱曼在有生之年都难以实现的对“群体”和“身份”认同的追求，就像他在有生之年都难以见到巴勒斯坦的和平一样。至此，苏莱曼意识到自己不仅在空间上身处异乡，更在个体发展的时代上失去了精神的连接与归宿，在影片结尾他望着舞池里的年轻人时，也一定会意识到，其实自己就是巴勒斯坦。

比如姥姥与儿媳妇的戏份，既呈现了老人面对老无所养的局面的悲哀，又没有将媳妇抹黑成一个恶人，而是两边的问题全部摊开，由观众去评判。

然而脸色冰凉热心的金世良并不知道，这对济善堂夫妻竟然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！

最想遇到，是因为多年前的旧事，一直萦绕在心头，难以消解，像一块石头，重压在胸口。他渴望找出真相，获得解脱，得到内心的安宁。